郑欣淼 ​仓颉庙记&千秋仓颉庙

仓颉庙记

仓颉相传为黄帝史官，始造文字，以代结绳，号称史皇、仓帝、文宗。文字之产生，属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式重大事件。故《淮南子》称：“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雨粟、鬼夜哭。”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。中国俗好攀附名人，《明一统志》遂记开封府开封县、大名府南乐县、青州府寿光县及凤翔府岐山县，均有仓颉庙及仓颉墓。明杨慎《丹铅馀录》谓“当以关中冯翊、今耀州者为是。”清毕沅《关中胜迹图志》采其说。所谓冯翊、耀州者，均指今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北之仓颉庙及仓颉墓。

白水县古名彭衙，《左传》“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”，杜甫《彭衙行》“夜深彭衙道，月照白水山”，均指其地。西汉始置衙县，传世东汉《仓颉庙碑》即为衙县官吏所立。史官村即故利乡亭，上古佚书《禅通纪》谓“仓颉居阳武而葬利乡”，《同州志》即称“利乡亭今名史官村。”其地西北距黄帝陵仅百余里，亦合传统名臣陪葬之制。按西汉又置粟邑县，乃因“天雨粟”得名，为衙之紧邻，亦含纪念之意。今农历“谷雨”日，附近三县民众均聚于史官，举行祭祀仓颉盛大庙会，其来亦有渐焉。足证前引杨慎之说，并非无据。

今仓颉庙北屏黄龙山，南临洛河水，兀然高耸，颇具气象。庙始建年代无考，推测不晚于西汉，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已具规模。宋、元以降，均曾进行维修。现存建筑占地十七亩，以明、清风格为主。主体建筑依中轴线由南向北排开，分别为照壁、山门、前殿、报厅、献殿、寝殿。两侧又有东西戏楼及钟鼓楼、东西配殿及廊房等。布局对称，错落有致。殿宇皆系明、清乃至民国时期重修。寝殿前搭牵三间单面廊房，明三暗五，立柱内倾，呈元代建筑风格。殿前大檩长16米、径56厘米，粗细相同，据云为蒿木，为世所罕见。戏楼殿厅间有彩绘壁画，据风格推测，当绘于明末清初。

仓颉墓位于寝殿北。墓高4.5米，周长48米。墓顶有古柏一株，枝干木牙杈，轮换枯荣，俗称“转枝柏”，亦为罕见奇观。1939年，国民党将领朱庆澜参观仓颉庙，顿生崇仰之情，遂出资修建一圈八棱砖砌花墙，高约3米，朴实而精致。东西两侧各设一门。东门有联云：“画卦再开文字祖；结绳新创鸟虫书。”西门有联云：“雨粟当年感天帝；同文永世配桥陵。”工整贴切，颇有韵味。不仅颂扬仓颉造字功在千秋，亦为墓园增一文化景观。

仓颉庙及仓颉墓之古碑与古柏，亦极富盛名。原有碑石十八通，多为各式纪念碑。最著者为东汉延熹五年始镌《仓颉庙碑》，及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《广武将军碑》。前者为古隶，结构舒展，线条流畅；后者为今隶，疏朗明快，粗犷飘逸。受到康有为、于右任等极高评价，被誉为“绝品”。两碑现迁置西安碑林。树木品种原本众多，松柏蓊郁，均甚壮观。尤以48株千年古柏组成之古柏群，堪与曲阜孔庙、桥山黄帝陵之古柏群鼎足而三。最巨者当为仓颉手植柏，高17米，树围7.25米，根围9.3米，足可与黄帝陵轩辕手植柏媲美。树裂如劈，枝指似戟，岁月沧桑，文明历程，尽在其中。

陕西省政府及白水县极为重视仓颉庙的保护，作规划，斥巨资，维修殿堂，整治环境，于斯有年，成效显著。2001年，仓颉庙及仓颉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3年，白水县广征国内名家墨宝，刊之贞珉，建为碑林。盛世倡文，遥想前贤事业；明时续德，长怀先祖风姿。昭兹来许，受天之祜。中华幸甚！民族幸甚！

千秋仓颉庙

很难想象，没有文字的先民是怎样艰难地生活。那无疑是蒙昧的时代，人类好象在黑暗中寻找出路。文字产生了，才在人们面前展现了文明曙光，人类社会也正是“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”(恩格斯语)。令华夏子孙引为自豪的是，当久已死亡的埃及、巴比伦古文字成为今天学者稽古研究的对象时，汉字却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，没有停顿地使用至今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。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113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。

仓颉庙内有棵千年古柏名为“二龙戏珠柏”，距今2500余年，西北野战军在庙内驻扎时，有一通讯兵为了生火做饭，爬上树扳干树枝，结果将二龙戏珠柏中间的“珠子”折断。彭德怀将军得到报告后，严厉批评了此名战士，后来，他于麻纸上亲手题写了一道保护文物的手令，命令张贴在柏身上。后来，人们将它刻在树下石碑上，手令内容为：“仓颉庙是国家文物，凡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均须切实保护文物古迹，严格禁止攀折树木，不得随意破坏，切切此令！彭德怀，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日”，由此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彭德怀就已经有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保护文物的手令。

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。追溯汉字的创始人自然是后人颇感兴趣的话题。关于汉字的起源，影响最大的是仓颉造字说。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，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《荀子·解蔽》《韩非子·五蠹》都有此说。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为深广。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，第一句就是“仓颉作书”，所以称作《仓颉篇》。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则把前人的这些传说加以吸收整理，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。这些说法大致是，无文字时，人们结绳记事，但结绳相似，容易记混；用在木板上刻道道记录，则纵道横道，无有定规；于是有仓颉者创造了文字，才整齐划一，下笔不容增损。把文字的产生归结为一个人，显然不符合事实。许多人认为，汉字不是个别人造出来的，不过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，尤其在汉字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，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而仓颉也许就是这样的人。《荀子·解蔽》说：“故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壹也。”此处“壹”与“两”相对，指正道。荀子认为，仓颉之于书，与后稷之于稼，夔之于乐等样，都是因为专门从事某方面的工作，从而掌握了正确的规律，得以独传。传说中仓颉是黄帝的史官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文字产生在国家形成过程中，首先是政事的需要。仓颉是与文字有密切关系的巫史，由于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了它的规律，从而成为整理文字的专家。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。

以上简评仓颉造字说，主要是为了介绍仓颉庙。

仓颉庙在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北。白水县为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所置，至今已有2350年历史。宋代罗泌撰《路史·前纪》载：“仓颉氏，冯翊人。”白水县隋唐时属冯翊郡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中说，仓颉“卒葬衙之利乡亭”。衙即彭衙，今白水县史官。彭衙在古代也有一定名气，春秋时秦晋彭衙之战很著名，《左传》有记载。唐朝诗人杜甫避安史之乱曾来此，留下了《彭衙行》的诗篇。仓颉庙北屏黄龙山，南临洛河水，占地17亩。庙的创建年代不详，但从碑文可知，不迟于东汉延嘉五年（公元162年）。现存为一组以明清风格为主的建筑，坐北向南，四周土墙环围。整组建筑自南向北，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别为照壁、山门、前殿、报厅、献殿、寝殿、墓冢。在主体建筑的两侧，又有东西戏楼、钟鼓楼、东西陪殿及廊房等。殿宇皆系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重修。戏楼殿厅间有彩绘壁画，虽经久剥落而残迹犹见原作风貌。在整个建筑物中，年代最早的是寝殿前搭牵的三间单面廊房，明三暗五，立柱内倾，呈元代建筑风格。殿前檩据云为一蒿木，长16米，径56厘米，两端粗细相同。蒿本草类，当年枯，次年生，未闻能有长成树者，如斯巨大，诚为奇事。寝殿后就是仓颉墓。墓高4.5米，周长48米。基周的围墙是1939年修的。当时，国民党军将领朱庆澜参观仓颉庙，顿生崇仰之情，遂出钱请人代为修建了一圈八棱砖砌花墙。他还在东西门旁各撰写镌刻了对联。东门是：“画卦再开文字祖，结绳新创鸟虫书”，横额为“通德”，西门是：“雨粟当年感天帝，同文永世配桥陵”，横额为“类情”。这两副对联都是歌颂仓颉造字的功绩。鸟虫书是传说为仓颉当年所造的字。桥陵指桥山的黄帝陵墓。仓颉庙西北100来里就是黄帝陵。因仓颉传说是黄帝的记史官员，对联说他的墓和他创造的文字，千秋万代地陪伴着黄帝陵。对联写得是不错的。“通德”“类情”，均出自《易经·系辞下》，意指仓颉创造的文字，能通天地之德，可类万物之情。

仓颉庙闻名海内外还在于它的珍贵碑石。这些碑石大都是记述重修、添建庙内建筑物的纪念碑，可以说是仓颉庙的史料展览馆。其中的《仓领庙碑》《广武将军碑》《仓颉鸟迹书碑》等，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珍贵实物。《仓颉庙碑》下方上锐，顶通孔，高1.6米，宽0.6米，系东汉延嘉五年凿制。碑文隶书，共计910余字，字形俊美，秀韵自然，虽多漶漫不清，仍为汉代名碑，1975年迁置西安碑林。《广武将军碑》为前秦建元四年(368)所立。碑身长方形，通高1.83米，宽0.67米。碑文隶书，字方1寸，共17行，行31字。碑文书法疏朗，高浑飘逸，被誉为“绝品”，极为罕见。康有为认为，连精妙冠世的灵庙诸碑也皆为此碑子孙。他在获得此碑拓本后说：“如是重宝，不敢受也，后者当共保护之。”于右任为此碑萦绕在心，多方寻觅，当1933年看到碑拓，惊喜异常，诗兴大发，写了“千年出土光腾射”、“老见异物眼复明”的感受和心情，并题写“文化之祖”四字，刻成大匾，悬挂仓颉庙中。此碑明末发现，后流失，1920年重新发现，现迁置西安碑林。

记录一个古建筑历史的，往往是陪伴它的那些饱经风霜的古树名木。仓颉庙40多株翠柏和黄陵的柏树同样古老，是全国少有的古柏群之一。它们枝叶覆盖交错，各具姿态，妙趣天成，成为仓颉庙的一大奇观。近半数的古柏都有名字，有着一串动人的传说和故事。群众编了仓颉庙“八奇”顺口溜，其中六奇都与柏树有关：“干喜鹊迎客翘尾巴，扁枝柏扁枝扁身扁杈杈，柏抱槐死活不离抱疙瘩，转枝柏预知旱涝巧捎话，再生柏复活更潇洒，手植柏头在云里插。”柏抱槐，即在柏树中间的空洞处长出了一棵槐树，槐长柏裂，相依相拥，共生共长，几千年寿命的柏树至今枝叶婆娑。扁枝柏，是一棵柏树的主干和大小树枝都呈扁状，十分怪异。再生柏，此树在清代雍正年间枯死多年，到乾隆年间却生出绿叶，以后越长越旺，至今依然苍翠。仓颉墓西侧原有一柏，叫转枝柏，据说此柏的树叶轮流枯荣，哪边的枝叶枯了，那一方必遭旱灾；哪边的枝叶葱笼，那方一定雨水充沛，庄稼丰收。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把此树伐掉做了武斗死亡者的棺板，破坏了这景观。庙中最大的还是仓颉手植柏，树围7.25米，根部周长9.3米，高17米，树裂如劈，枝柯如铁，翠叶如盖，足可同黄帝陵的轩辕手植柏媲美，令人驰想岁月的遥远，回味文明的历程。

这些建筑和古柏大都至今无恙，应该感谢那些精心保护它们的人们。在古柏的保护史上，有一个白水人记忆犹新的故事。1947年冬季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庙附近的一个村庄整训干部，通讯连驻在庙内。一个战士为了生火而上到一株柏树上扳干树枝。这柏树满身鳞片，顶有两枝干枝，干枝中间有凸块，名叫二龙戏珠柏。这个战士扳掉一条干枝和凸块，即把一条龙和珠子扳了下来。彭德怀司令员知道后，立即召开通讯连官兵会，按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的要求要处置这个战士，在当地村干部的求情下，这个战土免受惩罚。会后，彭德怀用麻纸写了“禁止攀折树木”几个大字，贴在西戏楼前的树上，提醒大家都保护古树。现在，树上的那个珠是后来加上去的，但失去的那条龙却没法添，因而只留下一条龙了。在“文革”中，仓颉庙自难逃脱厄运，所幸地处偏野，损失不算太大。记得30年前，即70年代初期，白水、澄城两县合修石堡川水库，仓颉庙竟成了堆放水泥、炸药的物资库。笔者当时慕名来到这历代文人拜祭“万代文宗”的圣地，虽然进了庙门，但破败的景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四目的仓颉已成一堆碎土，真是斯文扫地，森森古柏令人有种肃杀之感。这多年来，仓颉庙的维修引起社会普遍关注。陕西省政府近年重点抓了两座庙的维修，一是西岳庙，另一就是仓颉庙，作规划，斥巨资，已初见成效。现在，仓颉庙整葺一新，古柏也焕发了青春，观瞻的人们络绎不绝。

祭祀仓颉日是农历24节气中的“谷雨”节。这是渭北春和景明的好日子，惠风习习，山坡绿染。每逢这一天，地处三县之交的仓颉庙便聚集了来自四邻八乡的熙熙攘攘的群众，形成了年复一年的盛大庙会，隆重拜祭文化之祖，我想，选择“谷雨”纪念仓颉，恐与“天雨栗”的传说有关。《淮南子·本经》说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，鬼夜哭”。天为什么要下谷子雨？因为文字的诞生太伟大、太重要了，感动了天帝，天帝为酬劳仓颉，便给人间降下了一场谷子雨。可见文字的创造在当时人类社会中引起的震动是何等巨大，人们便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对文字创造者的称颂、感谢与崇敬。西汉景帝时，曾废白水县建粟邑县，此“粟”估计与“天雨粟”亦有关联。上庙的多是乡野胼手胝足的匹夫匹妇，许多人不识之无，但同样对神化了的仓颉充满虔诚，在他们眼里，仓颉代表着先人智慧和创造力，代表着中国的“文脉”，哪怕他是一位虚拟的文化英雄。

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。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，正是依赖它才得以流传后世，垂千载而不绝，开新路而弥鲜。汉字何以不能消亡，中华文明何以不曾中辍，看看渭北高原这曾是中华民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深厚黄土，看看仓颉庙里攒动的人头和瓣瓣心香，我们庶几有几分明白了。

（作者系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，故宫博物院院长。此文发表于2000年5月31日《中国文物报》，署名方石）